一、国服的辉煌与没落
当古希腊人还在将披在身上的亚麻布左结右系、醉心其产生的皱褶动感时,中国人已经在用蚕吐的丝,一丝不苟地纺纱织布,缝制上衣下裳、领袖分明、多姿多彩、各式各样的服装了。2600年前的《诗经》吟诵: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袍”,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泽”,将外衣的“袍”与内衣的“泽”定位分明,从而引出“袍泽之谊”的千年古训。自此,屈原讴歌美丽服饰,孔子制定着装礼仪,《周易》云:“黄帝、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,马王堆出土薄如蝉翼的49克重的纱衣,李白描写杨贵妃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,杜甫撰写丽人“绣罗衣裳照暮春”,白居易速写昭阳舞人“春衣一对值千金”,唐代罗绮画派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、《簪花仕女图》、《步辇图》以及无数古墓、古画、壁砖保存下来的传统服装样式,都毫无疑义、毫无争议地表达着这样的信息:中国曾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衣冠王国,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,不仅王公贵族高冠博带,上流社会浅斟低唱,一般平民也能锦衣绣襦。在穿惯了亚麻服的西方人看来,中国人彩虹般的织物、精灵样的美衣,简直就是“旷世奇服”。 不过,“时来天地皆同力,运去英雄不自由”。一位学者认为:“中国文化之伟大,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。中国文化之缺欠,却非理性之欠缺,而是理性早启、文化早熟的缺欠。” 相对于早慧的中国人,五百年前的欧洲文艺复兴生正逢时。而以人性复苏为杠杆的文化力量,竟撬动了坚如磐石的封建统治,其中,人们追逐新奇幻想,制造出各种新鲜繁琐的奇装异服,是打破枷锁、展现个性的重要环节。紧接其后,经过路易十四“太阳王”的辉煌,巴罗克的雄壮与洛可可的繁漪,以纺织服装为开端的工业革命,又是一次大众时装的时髦革命。而此时的中国,正沉浸在以等级、秩序为第一要义的方巾、乌纱、补图、顶翎的“汉冕衮服”的“十二掌纹饰”之中。南辕北辙,不可以道里计。于是,终于发生了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发生了清末民初、乃至延续到“五四”的轰轰烈烈的剪辫子、放天足、穿西装、办学堂运动。中国人大模大样地穿外国服装,在中国服装史上堪称一场革命。而中式服装的保守形象,如同连洗澡水被一起泼掉的孩子,多少有点替罪羊的味道。 已经灰头土脸的中国偏偏又逢上一个百年战乱动荡期、外敌入侵期、闭关锁国期……什么都赶上了,就是没赶上太平盛世。昙花一现的繁荣,匆匆而过的变故,革命者的狂热,军服崇拜,苏式及毛式装束的流行,仍在影视作品中谋面。经过罐头般的压抑,在上世纪80年代,中国终于进入两千年没有过的“最好历史时期”之后,马上在着装史上又来了一次“拨乱反正”:从总书记到老百姓,西装热卷土重来。继而是“闲着也是闲着”的时尚潮,而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否定过去。从喇叭裤、超短裙到牛仔裤和比基尼,从渔网长筒袜、内衣外穿到订金属钉的宽皮带和竖起来的朋克短发,从弹性面料的性感时装到展露肌肤的全颠覆装束,越来越快的流行转瞬即逝,芸芸众生要想不跟着巴黎、伦敦、纽约、东京、米兰甚至香港、台北的脚步都难,传统服饰被弃之若敝屣。
二、国服由冷转暖的契机
“文起八代之衰,道济天下之溺”的机会,来自于2001年10月上海APEC会议。吸引世界目光的领导人的一次非正式着装,以及主办方的民族服装大派送,将称为SUIT(西服套装)的国际着装秩序大颠倒,尽情演绎了一场民族服装大亮相。而中国作为东道主,为每位领导人提供了改良“唐装”,确系当事国的抖擞精神之作,其端庄典雅和精彩绝伦,远胜过一些国家的夹克和衬衫,至今齿间留香,印在人们的记忆中。 不过,这种灵光一现式的超级秀场,既无法展现中华文明的万般神采,也难以梳理千年积淀的精华糟粕,只能在唐人街上掀起阵阵涟漪,随即销声匿迹。说它将引发国服的世界流行,只是一厢情愿,痴人说梦。 美、俄、中、日、韩等国领导人穿着中式服装,与其说是服装的光荣,不如说是国家地位提升的信号。遥想当年二战胜利,不论在德黑兰、雅尔塔、波斯坦还是旧金山,没有哪位大国领导人会穿对襟衣裳的。人强我弱,似乎是铁定的事实,而“千年等一回”的国际地位提升,无论如何是要通过包括服装在内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的。 一切要归功于这25年。有人说,世界用1/4世纪的时间改变了中国,现在是中国在改变世界。如果按GDP的另一种测算方法,即设法在美元的购买力和人民币的购买力之间找出一种等价关系,并在这一等价关系的基础上,折合成美元来测算中国的GDP的总量以及相应的份额,按此方法计算,中国2003年的GDP总额应该是6·3万亿美元,占世界第二位,仅次于美国;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应为18%左右,而不是当下的4%。 有人预测:占世界人口25%的中国至少20年、至多50年将超过美国,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。中国的崛起已经使石油、钢材、纺织、服装、黄金、小麦、技术等市场无一例外地受到影响。不论汽油还是就业,甚至明天天气怎么样,世界都将面临中国的冲击。但如果把民族复兴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振兴,则不只是忽略事实,也不明复兴的要旨。事实上,任何民族复兴的关键,还是主体精神价值的张扬。 如今,“世界霸主”地位的美国,文化产业的产值已经远远超过传统产业。韩国2004年的文化产业出口额也已经达到7400万美元,与其汽车的出口额相当,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去年的产值却只占GDP的3%。另一个数字是:中国纺织服装业5万家企业,3·3万亿元人民币的产值,1160亿美元的出口额,需要两千万就业人员维持,英国上述产业的规模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,从业人数却是中国的二百分之一;意大利时装业的产值与中国的纺织服装业出口额大体相近,却占据着世界时装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;纽约仅学习时装技术的学生人数,就与北京1000家服装企业的17万从业人员的数字差不多。 常言道:心智决定视野,视野决定格局,格局决定命运,命运决定未来。中国服装业飞速发展20年,从当初买衣服排队、走后门、凭布票,到如今产能严重过剩,60%依赖国际市场。中国服装业呼喊“创名牌”、提高产品附加值、打造核心竞争力十几年,至今拿不出像样的“成绩单”,还是缘于“军人的不是,战术的不懂”——不知道中国文化同西方的最大区别在——它是一种整体的、追求事物各种关联的思维方式,这种思维方式追求对不同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、影响、渗透和整合,明显地有别于西方那种分析的、割裂的、局部的、以形式逻辑见长的思维方式。 于是,就有了我们所说的整体性的改变契机,国服的命运自然当在此列。
三、国运兴、文化兴、国服兴
风,由气压不匀造成的空气流动现象,确是自然界中第一个可赞美的东西。《风雅颂》为诗词开篇,“风动虫生”为至美,“移风易俗”为至难。 秦王身披铠甲“扫六合”时,世界上多数人在茹毛饮血;东瀛人穿着裤兜到长安学艺,唐太宗决想不到后世竟有个“八年惨胜”;敦煌壁画上的飞天装束,分明受西域影响,却毫不费力地拿来我用,令全世界顶礼膜拜;就算马可·波罗来华旅游,郎世宁到宫廷作画,夏嘎礼见乾隆不跪,好歹中国也是世界中心,财富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,犯不着穿他们的衣服。 不就是短暂落伍吗?轮不上你们抖机灵。连西方人都知道,最宝贵的是文化,而不是汽车、石油之类转脸儿就没的东西。不过,最“歹毒”的莫过于他们那带声儿带影儿的电视、杂志,生生把我们挤兑得没路走,满大街跟着他们转。 唯一欣慰的是植于人心的文化的抵抗力。 偏爱建筑的梁思成说:“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:家庭组织、生活程度、工作休息,以及烹饪、缝纫、室内的书画陈设、室外的庭院花木,都不与西人相同。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。”在这些东西没有被“全球化”腐蚀完蛋之前,我们要好好盘点一下自己的家当。 勉裆裤、对襟袄、马蹄袖、三寸金莲、密不透风,就算这些“国粹”罪不容诛,可千年之前,我们也有袒胸露臂的女装啊!汉代的“诸葛巾”,宋朝的“东坡巾”,不比“东坡肘子”名气小;更何况积淀千年的执中允和的心态、平稳中庸的道德、不温不火的方寸,是哪个民族修炼得了的?出神入化的哲学,使我们的着装强调宽松造型,预留身体空间,甚至掩饰身体曲线,而隐藏在衣饰之内的主体,是对广袤空间的纷繁思索,体现着人与自然万物的同化与合一,自有一种东方人的智慧与哲思,与西方那种极力突出身体曲线、突出流畅线条的张牙舞爪风格迥然不同,孰优孰劣,还说不准呢! 作家王小波说过:国学的要义,不在“学”而在“国”,因为“国”是一个话语制高点。国学如此,国服岂不亦然?只要国不亡,“服”就不会失。不能想象,抗战最艰苦的时期,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说:“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,使其不能再作战!”现场穿的如果不是中国旗袍,而是西式裙装会怎样;不能想象,孙中山、李大钊、毛泽东、鲁迅、蔡元培、王国维、辜鸿铭、胡适这些顶级的中国人,留给后人的形象竟是西服革履;不能想像,中国当代会没有成龙、张艺谋这样在国际场合永远中式装扮的中国人;不能想像,华人导演、世界风行的《花样年华》、《卧虎藏龙》,在服装设计上竟没有中国气息……让我们以手加额,庆幸陈丹青、王石这样“食洋不化”的中国人的“土头土脑”吧!他们不盲目追逐“流行”,算是国人的万幸。 成功人士的风格影响大众。柳永的一阕赞美杭州的《望海潮》:“有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,竟能引发一场金朝入侵的战争;英、日等帝国对中华文明的垂涎,敢使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——我们还有什么道理不对自己绵延千年的古老文明呵护有加、奉若至宝呢?不要预测哪个款、哪个袖、哪个扣儿、哪个襻儿能成为流行因素,所有的都能流行,伴随着祖国强大的民族元素永远是流行的靓点。如同树木的根永远把它束缚在一个地方,从没有见过哪棵不满意自己根的树——不管土地多么贫瘠,它还是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。我相信,它是喜欢自己的根的。 汪曾祺说:“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,倾力一搏,像干将、莫邪一样,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,这,才叫活着”——这,也就是国服的命运。 |